稳步推进民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结算体系-九游官网

　　◆发挥人民币促进全球化的重要金融支撑作用。全球化贸易关系中人民币不能缺位，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流通着约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流通规模能够维持并加强货币本身的地位。提高人民币结算是我国及全球金融安全重要保障。

　　◆人民币国际化丰富了全球贸易货币结算方式，促进了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稳妥有序推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更好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融合，使世界金融市场更加稳定。

　　◆数字货币首先在非洲、拉美和亚洲流通，向欧洲及全世界稳步推进，同时推广运用线上支付的信贷方式，使商贸新模式、新业态对旧模式、旧货币结算自然而然摒弃，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结算交汇新特质。

　　◆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创新在跨境供给链整合、贸易风险管理、运输模式多样化、贸易产品升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具有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强大优势。要毫不犹豫地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力为其开拓更宽广更深入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创造条件。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足资金和资本，中国金融系统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构建与中国主导的新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性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健，成为国际重要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尤其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股屡屡熔断、美债零利率、负利率趋势以及美元的开闸放水宽松化，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更为明晰、意义更为突显，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必须大力稳步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以市场经济贸易方式获取资源依然是我国重要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布局全球锂矿市场，控制了全球近一半的锂资源开采和约60%的锂电池产能。伊拉克持续20年每天10万桶原油置换中国投资重建是最新案例，原材料、燃料等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主要形式，普遍改用人民币支付的正是资源开采国。2017年“一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易的61.0%。这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物流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

　　民营企业收购海外银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和释放金融能量。民营企业在个别欧洲国家，如黑山共和国，已经控股国家银行，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内企业和所在国人民，这样的实践不仅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结算去美元化，更是对国内的改革深入有积极作用。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成为结算货币，越来越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逐步改用人民币结算。我国在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俄罗斯也在努力去美元化，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增加，从2018年的5%增至2019年3月的14.2%。中国银行发挥全球化人民币主力清算行优势，在东盟10国都已建立机构，在新加坡搭建了多个区域业务中心。马尼拉分行发起成立了由14家当地银行组成的菲律宾人民币交易商协会。

　　人民币结算cips系统国际化进展良好。2015年10月启动以来，已经有89个国家和地区865家银行接入cips系统。日本有30家银行，包括三菱（ufj）和瑞穗两家大型银行、21家地方性银行和7家外资银行的东京分行接入。2018年12月莫斯科信贷银行接入cips，23家俄罗斯金融机构接入，俄罗斯美元占比从46%降为23%。非洲接入达31家，2018年人民币结算系统交易额增长八成，超过26万亿人民币，cips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拥有美元以外结算手段。中国银联在“一带一路”沿线106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业务，累计发行超过4300万张银联卡，受理覆盖逾1200万家商户和80万台atm，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超过25倍、8倍、3倍。银联移动支付服务在3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老挝、泰国等国家银行卡转接网络是以银联技术和标准建设而成，中国银联还向亚洲支付联盟、缅甸支付联盟等授权芯片卡标准。移动数字支付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支付宝在英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9国和地区落地，已与250多个金融机构合作，腾讯公司的微信跨境支付超过49个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网联平台运用分布式架构开发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重要里程碑，网联提升了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性

　　发挥人民币促进全球化的重要金融支撑作用。全球化贸易关系中人民币不能缺位，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流通着约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流通规模能够维持并加强货币本身的地位。我国“一带一路”的更大投资，年进口价值近2500亿美元的石油、3000多亿的半导体产品、1500亿的铁矿石、铜、煤炭和大豆，年出口占世界比保持在13%左右，因此，必须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稳定安全“无风险”资产，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和有保障的退出通道。

　　提高人民币结算是我国及全球金融安全重要保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到近62%，欧元排第二占20.2%，中国尽管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却仅占2%。2019年3月，人民币在swift的资金结算额排美元、欧元、英磅、日元后的第五位。中国主导第四轮全球化不能继续匍匐在美元体系之下，受制于美元交易结算的盘剥及稀释，否则，再怎么做大经济规模也很难超过美国，再怎么发展全球化也极可能受制于人。

　　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一是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点对点”本币结算。加固壮大cips系统，扩大所在国货币与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同时确保在全球市场动荡中向交易方提供顺畅金融服务，双方经营实体在商品、劳务及直接投资的结算及支付时，按国际通行做法以及两国外汇法规，使用所在国和中国货币交割清算。推动本币和其他货币的跨国结算，逐步深化在国家银行支付系统领域的合作，在双方法律框架内支持商业银行独立作出加入对方国家支付系统的决定。

　　二是大力调整美元储备策略和降低美元结算。人民币国际化丰富了全球贸易货币结算方式，促进了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力度，减少对美元支付系统依赖，规避美元霸权。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能源供需关系，以点带面，推进建立区域性、多方性人民币结算、本币兑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专业操作，加强风险管控。稳妥有序推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更好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融合，使世界金融市场更加稳定。大中型商业银行要组建综合性金融集团，发挥集团优势，以中资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等为重要目标市场，加快银行海外机构网络覆盖，积极稳妥开展业务。银行业要积极参与人民币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发展，实现离岸人民币产品涵盖批发、零售、投行和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拓展活跃有序的人民币离岸资金交易市场，完善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机制。要加强风险管控，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综合经营的跨境、跨界、跨业风险，健全覆盖所有境外机构与业务的并表管理框架，加强与境外机构和业务有关的战略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国别风险等全面风险管理。

　　四是发挥数字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领先地位能力。我国央行具有得天独厚的监管能力，发行数字货币和运用数字支付手段，强化我国主导的新商业模式及数字结算。数字货币首先在非洲、拉美和亚洲流通，向欧洲及全世界稳步推进，同时推广运用线上支付的信贷方式，使商贸新模式、新业态对旧模式、旧货币结算自然而然摒弃，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结算交汇新特质。

　　五是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金融科技创新领域是我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已经占据先发优势的少数领域之一。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创新在跨境供给链整合、贸易风险管理、运输模式多样化、贸易产品升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具有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强大优势。要毫不犹豫地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力为其开拓更宽广更深入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创造条件。

　　六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民营企业合力，完善资金支持体系。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足资金和资本，中国金融系统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构建与中国主导的新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性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推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集合，推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迅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区域一体化之中。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原则相结合，解决投资资金缺口。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力度搭建人民币双向投资商务平台；团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各参与方形成合力，通过合作加快形成信息透明、规则完备、公平竞争、政企协同市场机制，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银行加大批次推出“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包含多种计价货币，募集资金；中国工商银行加大全球网点建设，加大力度支持“走出去”，支持国企民企投入老基建、新基建；要使民间资本有更多参与感、安全感、归属感和依靠感，一方面帮助其寻找与国际资本合作的机会，通过多双边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联合融资，推广股权投资，开展ppp、bot等多种合作共建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带动作用，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员长期资本及私人部门资本参与，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到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分享红利。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